摘要
随着科普旅游的兴起，地质遗迹的开发利用对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与推动旅游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地质遗迹的保护工作已持续多年，但成效有限，亟须找到可操作的分级保护与策略指引。蓟县中新元古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地质剖面自然保护区，其科普价值非同寻常，因此本研究聚焦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开发策略，在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采用 SWOT定性诊断与 AHP定量赋权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以下结论：（1）明确蓟县地质公园在资源数量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季节失衡等劣势； （2）识别外部数字技术赋能等机遇，同时意识到同质化竞争等威胁；（3）针对劣势与威胁，采取制定主题化科普、可持续性开发、数字化体验提升、科普教育内容优化、品牌塑造与合作推广多维度的 WT 保守型策略。该研究为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的科普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其他地质遗迹科普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案例。
关键词
Abstract
The growing significance of popular science tourism highlights the role of geoheritage development in enhancing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stimulating regional tourism. Despite persistent conservation efforts, the limited efficacy underscores a notable deficiency in systematic utilization approaches and a critical demand for operable frameworks that integrate hierarchical protection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Jixian National Geopark, China's first national-level geological section nature reserve, distinguished by its exceptional scientific educational value. Employing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that incorporat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SWOT analysis (qualitative diagnosis), and AHP (quantitative weighting), this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following: (1) the Geopark's strengths, including extensive resources and a solid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 as well as its weaknesses, such as potential safety risks and pronounced seasonality; (2) external opportunitie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moderniz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ongside threats from landscape homogenization and natural degradation; and (3) corresponding WT (Weakness-Threat) strategies, which advocate thematic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s, digital experience enhancement, optimized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collaborative brand promot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popular science tourism at Jixian, while also offering a transferable framework for other geoheritage sites.
Keywords
0 引言
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颁布了《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指南》，明确提出建立地质公园的主要目的是“普及地学知识，发挥科普教育功能”（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2016）。在国家倡导指示的科普旅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4）视域下，开发利用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景观，对公众产生持续吸引力，并逐步使之成为旅游市场中的一个热点。
近年来，有关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开发利用策略相关研究多聚焦在以下3个方面：（1）地质遗迹本底研究，如概念界定（张书义，1985）、成因与演化机理（魏玉燕等，2021）、分类与评价体系构建（李志华等，2022；解智涵等，2024）、资源调查与空间分布特征（穆桂松和万三敏，2005）等；（2）保护与开发协同研究，如保护技术（方建华等，2015）、资源环境敏感性监测（熊国保等，2012）及地质公园建设的联动机制（赵逊和赵汀，2003）等；（3）科普旅游产品设计与评价，如地质文化村（丁华等，2020）、研学课程设计（赵璧等，2015）、构建游客感知、满意度与科普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何小芊等，2018）等。研究内容呈现“客体（地质遗迹）—载体（地质公园）—主体 （游客）”链条不断完善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由定性描述走向多学科交叉的定量化与空间化分析，目标指向可持续发展与全民科学素养提升，对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的开发利用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研究对“科普旅游”视角下不同地质遗迹景观的开发利用策略关注仍显不足，缺乏可操作的分级保护与开发指引。
蓟县中—新元古界国家地质公园内地层剖面、地貌景观等地质遗迹集中展布，同时也是旅游揽胜和科普研学的多功能目的地（吴宇辉等，2020）。本研究首次将 SWOT 定性诊断与 AHP 定量赋权相结合，构建了适用于国家地质公园的科普旅游开发决策模型，并据此提出主题化科普、可持续性开发、科普教育内容优化、品牌塑造与合作推广、数字化体验提升的 WT 保守型策略路径，确保在科普旅游体系构建过程中，有效避免国家地质公园的资源劣势与潜在威胁，为同类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科普旅游开发提供了全新的开发思路。
1 研究区概况
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天津市最北部，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地理坐标为北纬 40°00'~40° 15'，东经 117°15'~117°35'。京哈、京秦高铁及津蓟高速贯通，1.5 h 交通圈覆盖，吸引千万级人口优先考虑其作为周末科普游的首选目的地；地质公园内 342 km2 的核心区又同步被锚定在《天津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提出的“北部山区生态文旅带” 之中（天津市人民政府，2023），叠加的研学专项补贴与都市客群双重优势，使其在近郊地质公园中脱颖而出。
承接区位与政策优势，园区本身的地质遗迹资源禀赋更显“密集而多元”，包含中—新元古界地层、八仙山石英岩峰林峡谷、梨木台和府君山地质构造、九山顶石英砂岩峰林、黄崖关断崖地貌、盘山花岗岩地貌、九龙山碳酸盐岩峰丛等地质遗迹景观，岩石类型从太古宙遵化岩群，到中—新元古界常州沟组—寒武系府君山组的砂岩-页岩-碳酸盐岩沉积地层（被中生代花岗岩侵入），再到第四系沉积物（图1）。其位于世界上最古老陆块之一的华北板块，并且具有地球上最早的生态系统——叠层石所代表的生态系统（Allwood et al.，2007）。其中，中—新元古界标准剖面作为全球前寒武纪地层研究三大候选剖面之一，以18亿年连续沉积记录被称作“地质历史教科书”。而温带季风气候更是赋予这里适宜的温度和分明的四季，为全年科普旅游活动奠定自然基础。
1—第四系；2—府君山组；3—景儿峪组；4—长龙山组；5—下马岭组；6—铁岭组；7—洪水庄组；8—雾迷山组；9—景区；10—杨庄组；11—高于庄组；12—大红峪组；13—团山子组；14—串岭沟组；15—常州沟组；16—太古宙遵化岩群；17—中生代花岗岩；18—断层
2 科普旅游视域下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及类型
2.1 地质遗迹景观资源分类方案选择
目前比较规范且应用广泛的地质遗迹分类方案大致呈现两个体系：一是地质公园建设体系，聚焦保护分区与管理单元，分类依据为2010年原国土资源部编制的《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 二是行业研究体系，聚焦科学属性与成因类型，分类依据为 2017 年颁布的《地质遗迹调查规范》。但二者均未提供与开发利用直接对应的“科普旅游” 语境，难以提出游客体验和设施布局等方面策略。本研究对象为天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其终极目标是面向公众的科普旅游与可持续利用，而非单纯的科研编目。因此，在综合比较两套体系后，最终选用更具“科普旅游”语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作为主分类依据。
2.2 公园地质遗迹景观资源类型
公园内主要地质遗迹共有 368 处（李志华等， 2022；肖艺等，2025），分为地文景观、水域景观、建筑与设施 3 类；自然景观综合体、地质与构造形迹、地表形态、河系、湖沼、地下水、人文景观综合体7亚类；山丘型景观、沟谷型景观、断裂景观、褶曲景观、地层剖面、生物化石点、台丘状地景、峰柱状地景、垄岗状地景、沟壑与洞穴、奇特与象形山石、游憩河段、瀑布、潭池、泉、建筑工程与生产地 16 种基本类型（表1）。这些地质遗迹不仅数量多样、类型丰富、特色突出，而且具有极高的科普旅游价值，为公众提供了直观了解地质历史和自然过程的独特机会。
表1蓟县国家地质公园主要地质遗迹景观分类一览
3 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开发 SWOT分析
SWOT分析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战略规划和决策制定的经典分析框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内部优势 （Strengths）、内部劣势（Weaknesses）、外部机遇（Opportunities）和外部威胁（Threats）4 个维度进行系统诊断，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提供依据。
3.1 内部优势
（1）资源数量丰富。蓟县国家地质公园中世界级地质遗迹占评价地质遗迹景观点总量的 12.5% （李志华，2022），它们见证了地球漫长历史中的重大地质事件，记录了地壳运动、岩石演化、古生物变迁等诸多奥秘。
（2）特色地质遗迹。公园具有全球唯一中—新元古界地层标准剖面，而中—新元古界为公园内主要出露地层，形成于距今16.5～7.8亿年（和政军等， 2011；李怀坤等，2011；耿元生和陆松年，2014），约占公园总面积 68%。此外，园内的石英砂岩峰丛等地貌景观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独特性。
（3）地理环境优越。公园位于京津冀地区的核心地带，具有显著的自驾游和研学旅行市场辐射优势。按照《京津冀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 年）》，京津冀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协同优化整合资源渠道，形成区域旅游宣传合力，面向京津冀游客的主要客源地、新兴客源地联合开展主题旅游推介活动，擦亮京津冀旅游金字招牌。
（4）开发基础厚实。公园于 2018 年被授牌为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园区内已建成较为完善的研学设施，包括地质博物馆、4D科普影院、研学步道等，其研学版图也从最初的 5 条线路扩展到 13条精品线路，涵盖 26个经典点位，具有较高的科普旅游接待能力。
3.2 内部劣势
（1）产品单一。根据《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发展 “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目前公园旅游业态单一，产品更新较慢，产业链较短，盈收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主要以地质遗迹观光为主，存在场馆利用率低、互动性缺乏等问题，大大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和重游率。
（2）安全隐患大。根据天津市气象局和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预警信息，夏季暴雨天气下，公园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每年7—9月，公园都可能会因为安全隐患风险而临时关闭若干天。
（3）季节失衡。根据对园内多家农家院相关工作人员实地访谈与调研，园内农家乐和酒店在旅游旺季，尤其是春季和秋季，常常出现一床难求的现象，游客需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合适的住宿；然而在旅游淡季（如冬季），旅客群体老龄化，生意惨淡，房间大量空置。
（4）科普内容生涩难懂。园内解说设施完善性亟须改进，尤其是导游讲解服务、通讯设施完善性方面，社媒平台已有公众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出现部分设备老化、损坏，内容过时和解说内容晦涩难懂，偏重学术术语等问题。
3.3 外部机会
（1）基础设施改善。据《天津蓟县中上元古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2030 年）》，科普宣教及生态旅游工程投资 900 万元，占重点工程建设总投资的19.5%。规划包括设置地质遗迹观赏点、科普走廊等设施，提升现有地质陈列馆展览水平，提高展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使参观考察人员深入具体地了解保护区地质遗迹。
（2）政策支持。蓟县积极响应自然资源部出台的“地质文化村”创建政策，截至 2020 年底，乡村旅游已辐射到区内 15 个乡镇、120 个村、2008 户农家院。建设地质文化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思想、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举措，是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益探索，是推动地质工作转型发展、重塑新时代地质事业新形象的生动实践，也是促进地球科学知识普及、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重要环节。
（3）数字技术赋能。为了提升游客体验、优化管理效率并加强地质遗迹的保护，园内黄崖关断崖地貌景区外骨骼机器人以及多项数字展陈技术助力游客轻松游览，九龙山碳酸盐岩地貌景区蓟州溶洞球幕影院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游客飞跃大江南北。科技创新融合科普旅游，使景区收入同比增长12.2%。
（4）发展势态良好。科普旅游的参与者正在从中小学生不断扩展到学龄前儿童、大学生以及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十三五”期间，全区共接待中外游客1亿人次，年均增长 11%，相比“十二五”增长 44.9%。旅游对 GDP 的贡献率达14.9%，对就业的贡献率达26.9%。
3.4 外部威胁
（1）同质化竞争。京津冀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公园内的旅游资源以山地型旅游资源和历史建筑等为主，但与北京、河北省均有相似性。近年来，木兰围场、京北草原、承德避暑山庄等主题游项目大大分散了旅游客源市场（王莉等，2018）。
（2）自然退化加速。由于快速溶解动力学，碳酸盐岩风化对构造活动和气候变化高度敏感（Xu et al.，2024）。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和水文事件频发，公园内如九龙山碳酸盐岩地貌景区中地质遗迹自然风化加速。
（3）保护与开发矛盾。世界地质公园建设以保护地质遗迹、科学普及、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目前公园内存在水土流失现象，面积达 203.58 km²，占国土面积的 12.8%，且占天津市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86%，这与地质遗迹的过度开发建设有一定关联。
（4）科普意识薄弱。目前园内科普旅游占比不足，仍以观光为主。虽然游客大多渴求知道地质遗迹景观成因，由于地质遗迹科考和科普产品开发不足，并且导游解说系统缺乏科普内容，未能将游客的形态审美引向科学审美和意境审美（彭永祥等， 2009）。
4 基于 SWOT-AHP 的地质遗迹景观科普研学旅游开发定量分析
4.1 评价指标模型构建
（1）AHP层次分析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 SWOT分析结果，遵循 AHP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开发为目标层，以其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外部威胁为准则层，以资源数量丰富等 16 个指标为指标层，建立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开发层次分析模型（表2）。
表2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开发层次分析模型
（2）判断矩阵构建及其赋权
采用AHP层次分析法的1～9标度法，由熟悉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19位专家（从事地学科普旅游的大学教师11名、相关研究方向硕博研究生 8 名）对各组和组间因素进行两两比较重要性进行评分，利用层次分析软件的群体决策计算功能，对 SWOT 组内和组间的指标进行相对权重 Wi计算。为降低主观因素对层次排序的影响，采用几何平均法汇总得到群决策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以保障数据合理性。（由于数据庞大，仅列举专家 1 的判断矩阵评分和最终全体权重计算，表3～表8），得出蓟县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开发策略影响因素权重、排序，再将各专家影响因素实际强度的算术平均数与组内组间权重相乘，得出各影响因素的综合强度（表9），具体如下所示。
表3准则层判断矩阵
表4内部优势判断矩阵
表5内部劣势判断矩阵
表6外部机遇判断矩阵
表7外部威胁判断矩阵
表8一致性指标CI和CR值
表9影响因素权重、排序及综合强度
4.2 科普旅游策略定位
根据旅游开发策略类型方位变量，将开发策略分为开拓型、争取型、保守型和抗争型策略 4 大类。为进一步明确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开发策略类型，以S、W分别为正负x轴变量，以O、T分别为正负 y 轴变量，绘制其科普旅游开发策略评估关系图（图2）。根据公式 P（x，y）=（∑xi /4，∑yi /4），tanθ=Y/X （0≤θ≤2π），计算出 P 点坐标为（-0.346，-0.508），方位角θ为236°，属于第三象限方位域，取值范围π/2~3π/4，因此确定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开发应主要采取WT保守型策略。
图2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开发策略评估关系图
通过研究结果发现，虽然与大多数地质遗迹景观资源的 SO、ST开拓型开发利用策略不同（吴宇辉等，2020；王洋，2024；邓亚东等，2025），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开发应实施 WT 保守型策略，即优先采取“先止损、后开拓”的具体路径：以最小成本化解劣势与威胁，保存现有资源与受众，为后续外部机遇窗口预留切换空间。但相信未来公园针对目标客群，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造性文旅产品，仍可抢先占领市场获取超额利润。
5 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开发利用策略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开发利用应采取WT组合策略，即保守型策略，应时刻规避自身缺陷并警惕威胁的存在，而后利用其自身优势和外部机遇，加快其科普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具体策略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5.1 多元主题化科普课程设计
传统地质遗迹的展示形式较为静态，缺乏互动性和多样性（于淑艳和张文超，2024）。为避免产品单一（W1）并减轻季节性游客失衡（W3），针对不同年龄段和知识水平的游客，同一地质遗迹景观，应开发多元化科普旅游产品。低龄儿童多通过趣味实验、实地观察等方式，激发兴趣；成人则多通过讲座等方式，邀请专家深入解说科普知识。
依据公园内地质遗迹的类型与分布，设计如 “地质文化之旅”“化石探秘之旅”等主题线路，串联起具有代表性的地质遗迹景观，为游客提供有明确探索目标的游览路径。将地质文化村紧密结合当地的乡土文化与地质特色（曾鑫等，2023；杨圣坤等，2025），深化如西井峪特色村的打造，以独乐寺为中心，恢复古城区街貌，活化古城体验，结合新城区建设，在村庄内设置地质科普展示厅、地质遗迹模型等设施，展示周边地质遗迹的形成过程及与当地居民生活的关联，注重地理核心素养能力的培育。开展地质主题活动，如化石修复体验、地质知识竞赛等，使游客能够深入体验地质文化。
5.2 可持续性景观资源开发保护
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公园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工作。一方面，引导居民发展与地质旅游相关的产业，使居民能够从旅游开发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而增强其保护地质遗迹的积极性。结合矿山生态修复，融入旅游业态，打造旅游主题度假区； 结合出头岭食用菌及马伸桥蓝莓种植，布局生态休闲农场项目及开发系列衍生品。另一方面，在当前地质遗迹景观开发的实践中，过度追求经济价值 （T3）而忽视遗产其他价值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威胁科普旅游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Kim et al.，2019）。针对公园内易受自然风化、侵蚀（T2）及人为破坏的地质遗迹，应制定并实施具体的保护措施。在旅游设施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优先采用环保、可持续的材料，避免强降水导致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为游客带来安全风险（W2）。
5.3 科普教育内容统一优化
对公园内的地质博物馆、科普长廊等展示设施进行定期更新和优化。根据最新的地质研究成果和游客反馈，调整展示内容，使科普知识更加准确、生动、有趣。采用多媒体展示手段，如互动触摸屏、投影仪等。
专业化科普讲解、科普专题解说、内容通俗易懂，是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体验的关键影响因素 （郝俊卿等，2020）。公园应建立导游考核机制，激励导游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由于当地居民科普意识薄弱（T4），公园内可以选拔和培养一批专业素养高、讲解能力强的科普导游，定期组织导游培训，邀请地质专家为其授课，提升地质知识科普水平；而同时专家授课经常导致科普知识生涩难懂 （W4），应开展导游讲解技巧培训，使导游能够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游客传授地质知识。
5.4 特色品牌塑造与合作推广
设计具有辨识度和吸引力的地质遗迹景观品牌标识（高竹军等，2024），将地质特色、文化内涵等元素融入其中。关于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开发利用，可先从旅游景点的介绍与新闻媒体的报道做起（柴兴转等，2018），统一使用品牌标识在品牌故事讲述、品牌形象宣传等方面可以极大增强品牌认知度，避免旅游产品同质化（T1）。
抓住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机遇，加强京津冀文化企业交流合作。与旅行社合作推出地质科普旅游产品，将公园纳入旅游线路中；与周边旅游景区开展联合推广活动，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与学校合作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如组织学生实地考察、举办科普讲座等；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地质遗迹研究和保护项目，提升公园的学术影响力。
建立游客反馈机制，通过问卷调查、在线评论收集等方式，广泛收集游客对公园地质遗迹景观旅游开发的意见和建议（Zhao et al.，2025）。定期开展市场调研，了解游客需求的变化趋势和市场竞争态势，根据调研结果及时调整科普旅游开发策略，不断优化旅游产品和服务，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市场竞争力。
5.5 数字化科普旅游体验提升
利用“互联网+地质+科普”的方式（马朝阳等， 2020），构建一个集地质知识展示、旅游信息查询、票务预订、在线导览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地质平台。利用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简称 AR）、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 VR）、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等先进技术，开发线上数字化体验产品，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虚拟展厅、高清直播等新型文旅服务。游客可以通过平台在游览前了解公园的地质遗迹景观和旅游线路，制定个性化的旅游计划。在国内大型电子商务平台上开设旅游商品和优质农产品的网上旗舰店，打造“一码通游蓟州”文化旅游消费服务平台。
6 结语
地质遗迹景观，是指地球的物质在强外力地质影响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演化产生的不能再生的重要遗迹景观，以其特殊的科学意义、稀有性和美学观赏价值为主体，融合其他自然和人文景观加以宣传、保护与研究，地质公园由此而生。蓟县国家地质公园中的地质遗迹科普旅游开发基于 SWOT-AHP模型得到WT保守型策略，结论如下：
（1）为避免产品单一并减轻季节性游客失衡，针对不同年龄段和知识水平的游客，同一地质遗迹景观，应设计多元主题化科普课程。
（2）为避免忽视地质遗迹的科普旅游价值而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并且针对公园内自然风化、侵蚀加速的现象，应制定并实施可持续性景观资源开发保护措施。
（3）由于当地居民科普意识薄弱，同时专家授课经常导致科普知识生涩难懂，应开展导游讲解技巧培训，将科普教育内容统一优化。
（4）为避免旅游产品同质化，应进行特色品牌塑造与合作推广的相关工作。
（5）在规避自身缺陷与外在威胁后，依据影响因素的综合强度中排序靠前的优势与机遇，应进一步提升数字化科普旅游体验。
蓟县国家地质公园的科普旅游开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外地质遗迹景观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共性问题。科普旅游开发是地质遗迹发展的客观必然结果，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为实现地质遗迹景观科普旅游的长远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努力。
致谢 感谢编辑部和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所有参与本次问卷调研师生的认真反馈。